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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第3页）
较多青铜器，还有三名殉人，其中一名是儿童。这是一座非常典型的商式墓葬，有腰坑殉狗，二层台放置随葬品和殉人，甚至棺椁木板上雕刻了经典的商式饕餐纹。
和盘龙城同期的郑州、偃师商城均尚未发现高级的墓葬，很难和盘龙城进行对比，但殷墟时代的商人贵族墓葬很明显和盘龙城有相同的渊源，所以盘龙城的统治者肯定属于商王朝上层。
李家嘴PLZM2随葬了50件铜器，主要是成套的各类铜礼器；兵器则有铜钺两件，铜矛和铜戈各一件，长30厘米左右的铜刀四把；玉器，除了装饰品，还有玉戈四件。这位墓主应该来自负责兴建城池和宫殿的统治家族。
此外，盘龙城还有些中小型商式墓葬。这些墓主应该属于同一商人部族，整体迁徙到盘龙城，并在此建立了一个繁荣的远方侯国。
盘龙城商人墓中随葬兵器的种类和数量都不少，除了常见的戈和镁，还发现了两把“铜钩刀”，刃长约40厘米，刀背有几个穿孔，方便固定在长木柄上。这是较早的一种砍刀，到殷墟时期，刀身进化得更宽，被称为“卷头大刀”。
盘龙城出土的部分铜兵器，上为铜戈，中为铜镀，下为铜钩刀，三者比例不同。
青铜“马面”，可能是皮质头盔上的装饰。盘龙城没有发现马车和马骨，当时的商人还没有养马和马车技术。
不嗜血的商人
虽然有种种证据证实盘龙城的商文化特征，但它和商王朝的差异之处也不容忽视，尤其是，这里没有杀人祭祀行为：城内和城外都没有发现人祭坑，城墙和宫殿区也没有发现“人奠基”。在中原地区的商代遗址中，人祭、人奠基、制骨作坊批量加工人骨、任意杀人行为和灰坑中的遗弃尸骨都很常见；但在盘龙城，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些迹象。
盘龙城唯一保留的人祭特征是使用殉人，比如，前述李家嘴PLZM2墓中有三名殉人，稍后发掘的杨家嘴M14和杨家湾M13（两座中型墓葬）各有一名殉人。目前，盘龙城已经发掘了30多座墓葬，殉人比例并不算低。
盘龙城的统治者是商人，也是青铜冶铸行业的经营者，这两种身份和人祭宗教有着密切联系，但为何和中原相比，他们变得更和平了（虽然还有人殉）？
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受水土条件制约较大，稻作聚落往往在小流域内密集分布，而不同的小流域之间往往距离较远，所以稻作聚落呈“大分散，小聚居”模式；而华北主要是旱作农业，受地形影响小，聚落分布不太集中。
这种人口分布对商人统治者有直接影响。在繁荣的盘龙城小流域中，这些外来统治者只是人口中的极少数，必须顾及本地土著的感受，否则，一旦周边土著同时揭竿而起，他们根本无法抵抗——这里离商王朝已经太遥远，难以获得王朝的军事支持。由此，他们就不可能像北方的边防城邑的统治者那样，对周边居民残暴而恣意（如后面即将登场的藁城台西和西安老牛坡），而只能放弃过于暴力的宗教祭祀和统治方式，尽量避免激起土著族群的反抗。
从盘龙城土著的立场看，他们之所以接受这些外来者的统治，除了青铜兵器的威慑力，更重要的应该还是青铜产业带来的利益。外来的商人有青铜冶铸技术，但他们的人数并不足以在新环境中搭建起整个产业，所以从一开始就需要与当地人合作，建立从找矿、采购、运输矿石、冶炼、铸造直到外销的整条产业链。这意味着本地人也能从新产业中获利，商人和土著可以合作共赢。盘龙城古国应该一直建立在这种产业合作的基础上。
在当时族邦林立的大环境下，盘龙城人不得不重视武备，从夯土城池到频频出土的各种青铜兵器都说明了这一点；但与此同时，青铜产业的运营又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不管是外来商裔与土著居民的合作，还是和周边族群的商业交换（购入铜、锡、铅矿石，出售铜锭和铜器），盘龙城人也基本做到了这一点——盘龙城内外没有发现乱葬尸坑以及带伤或被肢解的零碎人骨，就是明显的证据。
可以这么说，盘龙城的商人不仅主动放弃了中原传统的人祭和人奠基等宗教仪式，还接受了本地土著族群的宗教理念--种比中原更和平的文化。
南土和平祭祀
从5000多年前的屈家岭文化到4000多年前的石家河文化，盘龙城所处的江汉地区出现过很多防洪用途的“古城”和稻作水利设施，尤以天门石家河古城规模最大。然而，江汉地区却一直没有发生阶级分化，也没有出现早期国家与文明。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就是当地的宗教形态：祭祀方式以摆放和掩埋器物为主，很少有杀人和杀牲畜的行为。
比如，5000多年前的屈家岭文化以埋葬陶筒形器和陶缸为主，4000多年前的石家河文化则制作大量泥塑人偶、动物和杯子等，然后烧制成粗陶并掩埋。这样一种和平的宗教理念，不仅有助于维持族群间的合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早期国家的暴力统治功能，而且还能消耗社会剩余产品，避免了因财富的过度集中而出现职业统治阶层。9
当商人到来之后，国家权力虽已不可避免，比如，盘龙城的城池和宫室显然代表了财富和权力的集中，但本地民间宗教仍起着融汇和同化的作用。发掘显示，盘龙城商人经常举行一种不杀人的祭祀：在土坑或灰烬里摆放陶器、铜器或玉器，然后掩埋。
盘龙城外的王家嘴有两座祭祀坑H6和H7，属于盘龙城文化五期（此时，城墙和宫殿刚建成不久）。两者相距L5米，呈南北向并列，紧邻一座数十年前建成的大型长陶窑（Y3），附近还有陶窑经营者的房子。当时，主祭者应该是先挖了一条数米长的浅坑，在坑中堆放柴草，点火敬神，等灰烬冷却后，再在坑底挖一个深且陡的小坑，然后往里面放置祭祀器物，最后则是用混合灰烬的泥土掩埋。
H6出土铜铸两件、铜刀一件、铜被一件、铜镶十件，都是武器和工具，没有酒器和食器；陶器则有鬲、瞿、盆、壶、罐、大口尊和瓮等。
H7出土有铜爵、铜飙、铜鼻、铜戈、铜铸和铜刀，还有玉戈、玉柄形器以及石斧，但没有陶器。这些物品呈环形放置，沿坑壁还有三块石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铜界内藏有一块使用过的卜骨，上面有钻好的圆窝和烧烫裂纹，很可能是用来占算这次祭祀的，所以被一起埋入了祭祀坑。
甲骨占卜是典型的中原-早商文化，在长江流域很少见，所以，和铸铜技术一样，应该也是商人带来的。不仅如此，来自北方的甲骨占卜还被南方的埋物祭祀仪式所吸收，这显然反映了南北、主客两种文化间的融合。
此外，考古工作者还在盘龙城外的杨家湾发现了另一座祭祀坑，编号H6（为与王家嘴H6区别，下文称为“杨家湾H6”），属于盘龙城文化七期（商文化晚期），大概在城池和宫殿体系建成后一百余年。
杨家湾H6位于三座房子和一大片灰烬地带之间，灰烬可能是冶铸铜器形成的，呈不规则方形，边长2米多，深64厘米，坑内填的是混合灰烬的黑灰土，坑底铺朱砂，有兽骨，应当是作为祭品的肉食。
埋藏的器物多达58件，主要是铜制酒器和食器（礼器）；其次是陶器、玉器和石器；坑口位置集中摆放的是铜兵器，有钺一件、矛一件、戈二件、链15件以及玉戈一件。其中，铜钺造型夸张，刃部呈半圆形，两刃角钩状上翘，钺身中部有一边缘较厚的大圆孔。这种铜钺在中原地区很少见，属于盘龙城最晚期发展出来的独特形制：美学功能增加，但实用性降低，难以深入地斩劈。杨家湾七期墓葬Mil中，也有一件与此类似。
在这之前，盘龙城人还没有这种不实用的铜钺，比如，城池兴建阶段（四期）的李家嘴M2随葬的铜钺还是实用的商式特征。在商人文化中，钺是军事权的象征，也是杀俘献祭的重要工具。盘龙城人到晚期还在生产铜钺，说明他们的商文化血脉仍在延续，部族军事体系也一直存在。但是，晚期铜钺却变得不实用和卡通化，又说明他们已经很少杀戮人或牲畜。而把铜钺和各种兵器作为祭品埋入祭祀坑，则几乎是对商人杀祭宗教的一种讽刺了。
这三座祭祀坑是发掘报告确认的。此外，王家嘴遗址（地层不详）还发现了十多座密集的小坑，每座0.5平方米左右，里面埋有木炭黑灰、完整的陶缸或碎片以及很多盛放食物和酒的陶器。这些坑无法用于冶铸，所以也可能是祭祀场所。
杨家湾Mil铜钺
杨家湾H6铜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