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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第4页）

本经想来师徒相传，父子相传。赵信能得到诗经魁，赵卿自然是治诗经的大家。

赵卿本来对余柏林就颇有好感，认为此子非常有灵气，且他和其他人看法不同，他认为余柏林不急不缓，有大智慧。

余柏林向他请教《诗经》，他自然欣然同意。

经过来来回回的书信之后，赵卿把自己关在书房许久，然后拿着余柏林的书信去找了赵老爷子。

两人谈论了许久，把赵信叫来。

赵信从书房出来之后，整个人都是飘忽着的，似乎受到挺大打击。

而后赵信读书更加勤奋，这是后话。

余柏林经历了几月的沉淀，在春季结束之前，再也未接受任何邀请。待立夏之时，他终于有底气动笔了。

按照余柏林后世的观点，注经共有三种层次。

第一种层次称“训诂”。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词义叫“训”，用当代的话解释古代的语言叫“诂”。这一层次是无限度的追求圣人本意，探寻圣人当时著书的真实用意；第二种层次为“托古言志”，为理学一派所有。根据圣人之意，根据当今实际情况，进行发散；第三种层次则是心学。即圣贤再有道理，那也只是圣贤的道理，不是我的道理。我只认同我的道理，用自己的想法注经，甚至与经书中圣人真意辩论。

即识之、用之、驳之。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余柏林所在时空，研究四书五经的学者已经在第三种层次发扬光大。不只是研究儒学，其他学问，也多用这三种方式。

但目前而言，余柏林只能进行道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对这个时代的人而言，太超前了。

孟子曾言：“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各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

当今读书人也秉承这个思想，道统传承，自古以来，圣圣相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余柏林自然也要遵循这个大潮流。

他可以在其中加入新颖的东西，加入后世之人的研究和见解，但他只能“用”，不能“驳”，不然就等着犯众怒吧。

或许等他威望更重，年龄够大的时候，能“大胆”一次。

打好腹稿之后，余柏林开始动笔。他按照层层递增来写这本注释。每一章节注释，都先求圣人之意，然后抒发自己见解。每日若顺利，能成两三千字。有时需要去古书里反复求证，就只能写百余字而已。

《春秋》仅一万八千余字，加上余柏林注释所增字数，就算多个四五倍，也就四五万字。一两月时间，足够成稿。

在这部书中，余柏林用上了标点。

说起标点，余柏林并未想到它会被读书人接受的如此快。

按照后世的观点，一直没有标点问世，涉及方方面面复杂的原因，其中愚民一说最为盛行。

但事实上科举盛行之后，寒门学子皆可读书，读书人越多，中的者越多，当地官员文德教化之功越大。除了少数奇葩王朝因以少数统治多数，必须禁锢人的思想之外，其他朝代对教育都十分推崇。

教育越兴盛，人才越多，皇帝可用之人才越多。

只要不是“歪门邪说”挑动“反叛之心”，皇帝是乐意推广教育的。

而余柏林标点的推广，却不是因为皇帝要推广教育，而是因为他写在浅谈中的一句话而已。

“吾不愿后人曲解之。”

我不愿意后人曲解我文章的意思。

要知道断句不同文章意思完全不同，因此在作文之时，其实句与句之间是有空处的。那空处，就是标点。

这在写文给别人看的时候所必须遵循的规则，不然别人怎么知道你写什么？

若你科举文章中无空处，考官怎么知道你写什么意思？

若官文上没有空处，谁知道你这官文下达了什么指示？

只是印刷之时，因为印刷技术所致，句以句之间才没有留空而已。

而古代传下来书籍，因代代传抄，当年到底是怎么空的，也不可考，只能后人猜测。

余柏林浅谈一出，许多读书人觉得这标点挺好用。又因为浅谈一书流传甚广，所用标点也被看过书的人熟知，渐渐文中不留空而是加点，成了“流行”。

这“流行”，渐渐的从普通读书人传到官吏中，又传入朝堂上。最后很明显，会继续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这倒是无心之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