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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66章 朝归倭附圆八笑容背后（第1页）
第1966章朝归倭附圆八笑容背后
一点看似不经意的小插曲过后，高务实、董一元、刘綎三人便去做了陛见的报备。这是题中应有之义，毕竟是打着回京述职的旗号来的，该有的程序的还得要有。
不过，虽然今天宫中有大喜，但通政司和司礼监的人办事反而似乎有些异常高效，不多时便来了一位大太监专门处理。
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刘平。刘平前次去朝鲜前线面会过高务实，当时是皇帝想要拿走泗川海战中缴获的日本降船，这需要高务实的配合表演。
但是那一次，高务实并没有同意这个设想。当然，他也不是生硬拒绝，而是在提出这样做会面临的一些问题之后，又给出了另一个能更好的为皇帝解忧的方案。
当时的情况是，皇帝想要那些船只，是希望掺和一手海贸，而掺和海贸的根本目的则是开源——说人话就是想赚钱。
当时皇帝提出的说法是想搞个由内廷主导的贸易船队出来，也在海贸中分一杯羹。
高务实的回绝虽然看似婉转柔和，说得那叫一个轻言细语，但其实他对这件事的拒绝态度非常坚决，是秉承着一定要劝阻皇帝这一计划实施的。
甚至，高务实当时都做好了一旦皇帝不同意，自己就坚决请辞的打算——不是装模作样的请辞，而是真辞，即如果不被允许，他不介意自己挂冠而去。
为何一贯很配合皇帝的他，那一次会如此坚决？因为这件事背后的动机虽然简单，但最终的展在高务实看来却一定会走向失控。
失控，是高务实最不能容忍的事，尤其是大明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失控，那后果之严重根本不能想象。
高务实认为，如果此时皇帝想要拉上内廷的宦官们搞皇家舰队，且不是搞海军，而是去搞海贸，那么这件事最终必然走向失控。
为什么？因为大明皇室在这件事上是有前科的：郑和下西洋就是前科。
郑和下西洋本身自然是中国航海史上的一大壮举，后世对此已经有很多研究，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但是问题在于，郑和下西洋带来的利益，在分配上出现了严重失衡，反而给除了皇室之外的其他利益群体——无论文官、武将、勋贵还是世俗百姓，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危害，这就要不得了。
高务实认为，下西洋带来的问题具体而言有三点比较重要：
其就是刚才说的，郑和下西洋带来的贸易收益主要惠及皇室，而对民间计多有影响。
从郑和船队带回来的货物来看，大都是苏木、胡椒等奢侈品，这些物资基本上只能供上流社会消费和把玩，难以有直接的投产出。
这也就是宣宗时期还在做车驾郎中的刘大夏敢于公然质疑郑和下西洋举动的理由：“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回，于国家何益？”
刘大夏在后世经常挨批，他本人思维保守固然是真，但他这句话其实问得不算错，特别是最后一句：“于国家何益？”——你皇室的确是赚大了，可单方面付出代价的却是整个国家啊！
此外，郑和下西洋产了极大的社会影响。由于大量白银和黄金通过贸易顺差流大明，其在解决中国自唐宋以来贵金属紧缺问题的同时，也使得永乐年间货币贬值近三成。
同时，由于造船任务繁重，使得南方造船地区的匠户大量逃亡，南京区域的船匠户甚锐减了四分之三以上，在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计。
这一点，比较一下高务实给京华造船工匠支出的薪酬就知道，那可是远远高于朱棣给的。可见皇家搞下西洋，造船工匠乃至于相关产业工匠其实都是在接受极端的剥削，这剥削程度甚至到了让人宁可冒着杀头的风险逃亡，也实在没法再干下去的地步。
同样，这也就是宣宗时期在罢下西洋的同时，朝廷下诏“凡采办、买办物件并打造海船木植物料等项营造物料悉皆停罢”的原因，也就是朝廷也承认了，这么做的确对民间、对匠户的压迫和伤害很大。
其是大明官营海外贸易体制极大地抑制和影响了私人海商和豪强贵族从海外贸易获利的机会，使得他们因分配不均衡而坚决反对下西洋活动。
当时朱棣采取的海外贸易官方独营政策，是非常不尊重经济规律的，不但与宋朝时期励私人海外贸易无法相，连元朝时期被后世诟病不已的官私合营的“官本船”体制都不如。
不管怎么说，“官本船”好还是种公私合营的国家垄断混合经营体制，是官方出本钱和出船，雇佣私人海商代理经营，获利后由官家和私人七三分账，多多少少还有点“市场经济”的痕迹在里头。
然而，朱棣的垄断经营体制就无异于“吃独”，在自身赚到盆满钵满的同时，严重损害了广大海商和试图分杯羹的豪强贵族的利益，不但遭到了他们的坚决抵制，还使得民间私风蔓延。
这些利益受损的社会阶层当然不会坐以待毙，遂利用各种段反对下西洋动，并由此形成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如本书卷一就提到过，徐阶就曾指挥家人直接参与海上私。
当时沿海边防面对有朝中重作为保护伞的私队伍，已经到达了“守不敢问，戍哨不能阻，向蒙蔽公法，相沿数十百年”这种耸人听闻的地步，朝廷因此损失大量关税。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彼时高拱才觉得与其如此，反倒不如宣布放开海外贸易经营权，即所谓“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这样至少可以保障关税。
也正是在这样的利益勾结之下，纵然皇帝三令五申要求海禁，可面对的也只能是文官们的阴奉阳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