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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无疑使他赢得了皇帝朱翊钧和辅张四维的青睐,很快便崭露头角。而伴随着沈一贯的日益崛起,以他为核心的浙党集团也逐渐形成,而且还不断的水涨船高。
所谓浙党,其实是在原历史中明末的文官体系中最早形成的一个党派,或者更准确地讲应该是利益团体和政治派系——这有别于心学派、实学派的性质,因而后两者有更明显的学派性质。
浙党则不同,他们单纯是为了共同的政治追求,或者说是经济利益而形成,内部推举沈一贯作为蒙上箝下的总负责人。
万历十二年,伴随着持续抨击已经无法还嘴的张居正,沈一贯的美好时光开始了。他先是升任詹事府少詹事,同时兼任了翰林院侍读学士,开始有机会为朱翊钧教习学业,也有机会笼络更多人团结在他左右。
在此期间,随着“国本之争”的日益兴起,沈一贯敏锐地现这将会是一次双方都没有退路的死战。于是,深谙权术和制衡之道的沈一贯以回家省亲为由请假了,之后则长期以病为由,闲居家中不出,避免过早陷入争斗,同时积极养望,积攒名声。
果然,就在沈一贯窝在家中暗中观察之际,大明朝廷上演了最热闹的桥段,申时行、王家屏、王锡爵这些个辅们前赴后继,一个个都栽在了这件事上。而沈一贯却露出了阴险的笑容——根本抑制不住的那种。
为了替自己提前预热,沈一贯遥控浙党成员在朝中造势,上疏奏请朱翊钧起用自己。万历二十二年,朱翊钧任命沈一贯为南京礼部尚书,继续协理詹事府。但是,沈一贯却以身体患病为由婉言谢绝赴任。
其实,沈一贯对于礼部尚书的职位已经很满意了,只是前面加上“南京”二字就令这个尚书的含金量大打折扣——我说生病那是装病养望,你还真让我在南京养老啊?因此,沈一贯选择继续蛰居,他认为目前的局势下,朝廷必然还会再次起用自己。
事实证明,沈一贯的确是一位老谋深算的狐狸。难怪他能以三甲进士的身份去统领人才济济的浙党,难怪他能“身在局外,心在局中”,原来靠得就是这份老辣、这种对时局的判断力和对大局的掌控力。
次年,也就是万历二十三年,内阁的缺编已经非常严重,只有赵志皋一人在任,既是辅又是阁臣,于是万历下旨由朝臣们廷议推举入阁的人选。
在浙党成员的卖力吆喝下,沈一贯的呼声甚高,最终与朱赓、沈鲤等人同时入围,获准参预机务出任了东阁大学士。
此时的辅是赵志皋,这位就不必介绍了,不仅老病,性格还懦弱,几乎所有的言官和御史们都没把他太当回事。《明史·赵志皋传》评价他:志皋为辅,年七十余,耄矣,柔而懦,为朝士所轻,诟谇四起。
入阁当年,沈一贯就开始为自己立威,以便为日后接替赵志皋做铺垫。他将言官袁可立当成了自己杀鸡儆猴的工具——这是因为袁可立和沈鲤关系匪浅,而沈鲤又与自己矛盾甚大,所以沈一贯借故将袁可立廷杖并革职为民。
这件事是有记载的,《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记载中说:祸始于万历间,浙人沈一贯为相,擅权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
随着国本之争的持续酵,排在沈一贯之前的许多阁臣们能逃跑的纷纷逃跑,逃跑不了的也在家养病。
辅赵志皋递交近百份辞呈皆被朱翊钧拒绝,终于累倒在家不起。期间,沈一贯开始逐渐掌握了内阁的大权,在赵志皋病逝后,他终于成为了大明王朝的第四十二位内阁辅。而此时,坚持与文官集团搞非暴力不合作的朱翊钧已经彻底神龙见不见尾,许久不上朝不露面。
成为辅后,沈一贯总结了之前辅们的许多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比如张居正、张四维、申时行、王家屏、王锡爵等人,估计都被他回顾了一遍又一遍。
沈一贯认为,辅的权力再大,说到底也还是皇帝授予的。如果要想保住自己的权势,就必须顺承皇帝的心意,避免成为第二个张居正。而且,由于今上极难对付,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伺候好他。
当然了,在伺候好朱翊钧的基础上,还要避免自己成为所有朝臣们的靶子,成为众矢之的。因此,还要时刻注意在朝臣中树立自己的威严,不能任谁都来踩和自己,避免成为第二个赵志皋。
筹划好以后,沈元辅开始工作了。当然了,他和前任们一样,面临的最大麻烦依然还是“国本之争”。
朱翊钧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熬倒了好几位辅,而且已经僵持了十几年,所以他不可能在沈一贯面前妥协。可是,皇长子朱常洛都已经年满十八岁了,此时仍然没有定论,所有人包括朱翊钧自己都很清楚,如果此事再这么长期悬而不决,必定会成为祸国殃民的导火索。
结果沈一贯就捡了个大便宜。当新上任的辅沈一贯试探性地上疏提及此事时,皇帝竟然当即照准了,同意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皇三子朱常洵为福王,皇五子朱常浩为瑞王,皇六子朱常润为惠王,皇七子朱常瀛为桂王。
虽然是意外惊喜,但沈一贯何等鸡贼,他担心朱翊钧日后反悔,当即就拟旨并被御笔签准备明日公布。沈元辅很兴奋,因为之前那么多的辅们都没搞定的事儿,他一出手就轻易摆平了。
可是意外仍然生了。当郑皇贵妃闻讯后,立即找到朱翊钧,不依不饶,坚持要册立自己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至少不能册封朱常洛。
朱翊钧无奈,连夜召沈一贯入宫,要他交回圣旨,而册立太子之事则改日再议。沈一贯一听,那哪儿成啊?于是谎称已经将圣旨内容透露给了朝中众臣,大家此刻已经开始弹冠相庆高呼陛下圣明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朱翊钧终于没辙,毕竟“君无戏言”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他也终归还是要脸的,于是只得同意正式册立朱常洛为太子。至此,国本之争才算告一段落。
而此时,由于明朝的强势介入,与日军在朝鲜半岛已经陷入了僵持。在是战是和的问题上,沈一贯作为辅积极主战,向朱翊钧上呈《论倭贡市不可许疏》,其中主张停止边贸、封锁海运,采用更为强硬的方式逼迫日本从朝鲜半岛撤军。
沈一贯的此议一出,整个浙党都积极行动起来,开始四处造势,朝中瞬间就被主战派们占据了上风。受此影响,朱翊钧最终下定决心对日强硬到底,开启了国家战争模式。而沈一贯本人,也因此赢得了忠君爱国的美誉。
但是,随着事态的展,很多人却相信他绝非出于公心,真正的目的还是为了保住自己“浙党”一系的大本营浙江免受日本倭寇的长期袭扰。
而后世史家一般都认为,伴随着大明持续在朝鲜半岛大规模用兵,相当程度上纵容了后金在东北地区的崛起。这样,为日后满清崛起并且入关取代明朝而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不过高务实倒不认为这一点应该由沈一贯负责——换了当时其他有机会做辅的人在那个位置上,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区别。真要改变,那还得是从大明内部治本,就如他高务实在这一世所做的那样。
沈一贯比较败名声的事,有一件与矿税有关。没有高务实辅佐的原历史中,在朱翊钧亲政后,很快开始将宦官派往全国各地去收税圈钱,变换名目去收取苛捐杂税,其中尤以矿税最为严重,搞得各地百姓怨声载道,甚至不时出现民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