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二百九十一章 缉盗司要造反杀（第3页）
他们认为自古便是“民不举，官不究”，江湖帮派，绿林强盗，只要不来招惹官府，且没有人去衙门告状，那朝廷就不必去管“江湖事”。
虽然那些人喜欢打架斗殴，偷盗抢掠……但官府只要管有人告状的事。
主动去招惹他们，连江湖人士彼此之间的好勇斗狠都主动介入进去，将他们当作“黑恶势力”打击，这完全没有必要。
至于说江湖帮派收“保护费”之类的。
老百姓都没有因此去衙门击鼓鸣冤，朝廷为何要令官府去过问呢？
不闻不问，无为而治，是千古不变之理。
再说，他们收了“保护费”，不也帮着维护了很多地方的治安吗？
让地方官府省了很多麻烦事。
一些喜欢和官府作对的“刁民”、“刺头”都他们被收拾得干干净净，难道不好吗？
官府不能主动揽事啊。
可太孙殿下看了奏章，立即便将上奏之人给罢免了。
在传统封建士大夫眼里，都以没有“刑案”，没有老百姓去衙门告状为荣。
所谓的“政通人和”，最重要的一个评判标准，就是案件越少越好。
案子少，就说明犯罪的人少，也说明主持朝政，治理国家的人“圣明”。
这是封建社会几千年的传统。
史书里面的“圣明之君”，大多数都有“刑案”大减的记载。
因为朝廷治理得好，百姓们彼此也没有了纷争，便都不去衙门告状了！
之所以封建社会会有这样的观念，是因为在当时人们的思想里，朝廷是以“道德”治国。
即朝廷要起到“道德模范”的作用，要规劝天下人都遵守道德，一心向善。
唯有做到这一点，才算是真正的“圣明之君”。
既然百姓都在朝廷的“教育”下，一心向善了，那自然也就没有啥刑案，更没人去衙门告状了！
这个逻辑很完美。
当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实际采取方法就是设置各种门槛，使老百姓无法去，不敢去衙门告状。
在朱允熥看来，这就很扯蛋。
教化确实能起作用。
道德舆论，社会压力，也确实会在很大程度上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奉子成婚”。
在后世的东方，女性一旦怀孕，并以此逼迫男性和自己结婚（不要彩礼，无任何其他附加条件，只要结婚），鲜有男性敢不负责任，逃婚的。
尽管在法律上，男性并没有必须要与怀孕女性结婚的法律责任。
但在社会层面，如果女性怀孕后无其他条件，只求结婚，男性在此时逃脱，那是绝对不被社会道德舆论所接受的。
但在西方，怀孕是上帝是送给女性的礼物，与男性何干？
女性怀孕我就必须娶她？
这不可能！
不同的社会道德舆论，使人们出现了不同的行为逻辑。
但如果老百姓连申冤告状的途径都受重重阻碍，却指望仅靠“教化”，依靠社会道德舆论约束便平息矛盾，那只能说属于异想天开了。
刑部全力清剿江湖帮派后，全国犯围内的各类案件数量激增，爆涨数十倍。
这里面大部分是以前作恶多端的地痞，流氓，强盗，也即曾经的绿林好汉，如今在朝廷的整治下，缉捕归案。
但也有不少因此而铤而走险的恶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