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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琦结了婚,前几年一直跟老公在婆家生活,去年孩子要上学了,才把孩子带回娘家,婆家那边孩子上学不方便,工作忙起来也照顾不好孩子。
娘家这边,她可以帮着哥哥一同管理经营养殖场,孩子由爸妈帮她接送,附近幼儿园小学都有,孩子上学方便,她也能挣到钱。
只是没想到,王长寿曾经把魔爪伸向自己,现在也把魔爪伸向了自己的女儿。
她自己曾经遭遇过的伤害,是她心里永远的伤痛,谁都不敢说,害怕被人耻笑,那时的她十分渴望被救赎。
她也不断地在寻求救赎。
如今的她救赎不了过去的自己,可以救赎自己的女儿,让自己的女儿不再遭受侵犯。
孩子小,再大一些也许就不记得自己曾经被猥亵过的事情,可如果这种猥亵是持续性的,那就会一直留存在记忆里,以后即便进入亲密关系,也会非常抵触。
陈琦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快乐健康地长大。
“王长寿也许记不清他猥亵过多少人,也可能是记不清他曾经猥亵过我,抑或者觉得那时的我太小,对这件事情不存在记忆,他甚至对我一点愧疚心理都没有,还把魔爪伸向我的女儿。”
“我不能接受他继续活在世上,对我女儿形成威胁。”
任何父母都接受不了自己的孩子遭遇猥亵。
陆长风觉得去争执报不报私仇这件事没什么意义,因为他不是受害者,也不是受害者家属,他没有立场去指责他们做的事情是否正确。
个人选择导向的结果,由他们自己承担了。
陆长风问:“你和你哥哥,谁是审判者?”
“我才是。”陈琦坦然承认自己的身份:“这件事和我哥哥关系不大,我哥哥是被我胁迫的。”
陈琦说:“最近老人猥亵儿童是网络热点,我的女儿告诉我,她也被人摸过,那个时候我才知道王长寿对我的女儿下了手。”
“这样让我联想到自己曾经的遭遇,于是我用自己的性命威胁了我的哥哥,让他帮我一起收拾王长寿,绳子是我买的,王长寿也是我弄晕的,他只是帮我把王长寿送到废弃桥洞,我并没有告诉他我要杀王长寿,他只知道我是想收拾一下王长寿。”
“哥哥非常疼我,知道我被王长寿欺负,知道我的女儿也被王长寿欺负,才决定帮我出气,跟我一起给王长寿一些教训。黄鳝是我塞的,我本来想不到什么用什么方式报复他,毕竟我是正常人,猥亵他会让我感觉到恶心,买完绳子看到黄鳝在桶里游动,我才想到要把黄鳝放进他的肠道内,让他也感受一下这种被猥亵的恐惧。”
陈琦尽可能地往自己的身上揽责任,而她的哥哥陈响也是一样,眼见事情瞒不住了,也是疯狂地往自己的身上揽责任。
“都是我的主意,是我想要替妹妹出口气,才把王长寿吊起来,我本来是想把他打一顿,然后丢进鱼塘里溺死,说他是失足掉落意外死亡的,后来我觉得这样不保险,才想到现在这个方法,把他吊起来,让他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
岳方霖从他的言语中就分辨出来,这件事不是他的主意。
虽然大体思路是对的,但细节上他说得不对,从他的角度看,他只是想要王长寿死,而不是以审判者的角度出发,让王长寿一报还一报。
他也许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但他绝对是一个疼爱妹妹的好哥哥。
确认了陈响不是审判者后,陆长风就专攻陈琦,希望能够从陈琦这里得到更多有关审判者的信息。
但很可惜,关于审判者的内容,陈琦不愿意说。
从目前审判者整体表现出来的形式来看,以前的审判者更多地是群体性作案,会给警察留下标志告诉警察是审判者做的,但又不希望被警察抓住。
现在的审判者沿用了审判者的标准,壮大了他们的队伍,也不再鼓励群体作案,而是在鼓励这些人有仇报仇有怨报怨。
审判者不断地给新加入组织的人洗脑,鼓动他们复仇,定义也变得十分宽泛。
从为了公平正义,到现在已经出现了像陈琦这种,替自己复仇却也要上升至群体高度的复仇。
重案组正式成立以来到现在接触到的群体性作案里,只有第一个案件里面,那个帮助宋婉篡改监控内容的黑客。
陆长风现在有些害怕,怕这个组织壮大后,逐渐地出现越来越多的像陈琦这样的,不通过合法手段解决问题,自己私下报仇。
这会比之前那种社会性案件棘手得多。
从审判者的选择标准来看,这些人多少都经历过一定伤害,且不一定得到了想要的公正对待,如果真的被催化成一个复仇体,不敢想这个社会还会多出多少命案。
那时的社会也会变得更加敏感。
面对陈琦,陆长风也没有办法跟她去讲大道理,因为她很明确地说了她行动的原因就是为了自己和女儿,与他们有相同遭遇的群体只是她附带。
嘴皮子磨破,也无法从陈琦口中得知任何有关审判者的内容。
周瑜对陈琦所有的电子设备都做了检查,也没有从中发现有相关的内容。
陆长风把担忧说给了岳方霖听。
岳方霖宽慰他:“既来之,则安之,我们没有办法虚空索敌,就只能养好精神,应对他们带来的每一次危机,审判者的所作所为,广大群众看在眼里,我们警察的所作所为,广大群众自然也能看在眼里,做好我们的分内之事。”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些事情拦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