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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正统学派的说法里边,是承认《史记》所载的。
《史记》有载:伊尹,大商之名臣,不恋权势,辅佐四代帝王。
第四代帝王太甲无德,伊尹流放了太甲。
三年后见太甲已悔过自新,遂迎回太甲为王,他则病死了。
但是,比《史记》成书早了两百多年的《竹书纪年》,是由战国时期的史官所著的编年体通史。
在这部晋代因盗墓贼而出土的著作中,却记载着大量与《史记》全然不同的历史。
比如启杀益、太甲杀伊尹等事件。
又比如,竹书记载,自周受命直到周穆王时是一百年,而并不是周穆王一百岁。
《竹书纪年》中记载“(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
但《史记·殷本纪》中,却说中宗是太戊。
但后世发掘的甲骨文上,写的正是“中宗祖乙”。
只不过,《竹书纪年》的权力之争,实在是不符合儒家学说对于上古时代的美好描述,因而遭到很多大儒抨击、贬斥。
不过,它在儒家学者中也不是被全盘否定的。
包括很多否定它的大儒,其实也未必就真的不相信它的记载。
只是,价值取向的需要,注定了它不能被主流儒家学者认可。
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历代儒家学者中都有人研究它。
宋代的《太平御览》中就记载“仲壬崩,伊尹(流)放太甲,乃自立”。
新蜀学兴起后,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儒家学者,务实之风渐起。
对于《竹书纪年》,也就有更多学者进行研究并认可了。
在《竹书纪年》中,伊尹辅佐第四代皇帝太甲时,权力达到了巅峰,于是自立为王。
七年后,太甲从流放之地潜回,杀掉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
之所以他们普遍对失败者采用流放的方式,而不是赶尽杀绝,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做不到。
因为那时的大臣,就如此前的女真部落联盟,他们背后都是有一个大部落存在的。
而杨沅,从赵构、赵瑗,再到赵愭,这可是三代了。
大宋若是改立皇帝,正好是第四代。
若此时提及这个话题的是朝中大臣,必然因为忌讳而顾左右而言它。
但,这条船上的,却是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学生。
于是,就这个话题,他们又开始了激烈的讨论。
就在这时,一个船工跑进来,对这群穿着儒衫的年青人禀报道:“各位先生,龙山渡码头就要到了。”
龙山渡码头上,一群朝廷大员此时也正聚集于此,因为首相魏良臣,今天要回建康老家去了。
码头上人头攒头,朱紫绿帛,各色冠带,济济一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