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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去莫斯科大学参加聚会,为了不走太远,古尼垭陪我到附近中央展览厅、动物学博物馆参观游览。
我与古尼垭到中国城吃完中国菜,然后到国家大剧院看演出,刚出剧院,正好安娜与古尼垭的手机联系,我们返回莫斯科大学一起接了安娜回到酒店,在酒吧坐著喝酒聊天,不用多商量一起回到酒店房间。
第二次,三人配合已经非常融洽了,我觉得我们真正名副其实融为了一体。
有一阵,美国华尔街有几支基金开始在俄罗斯进行金融市场的渗透,我开始调整俄罗斯投资走向和整理俄罗斯的资金。
我几乎将莫斯科当成了欧洲总部,好在资金及时调整,在不久的俄罗斯金融风暴中没有损失反而略有盈利,那段时间,多亏了安娜和古尼垭在信息、渠道和生活上的鼎立协助和照顾,让我在紧张的工作中得到了细心体贴的照顾安慰。
有一年,北京的女友王枚到俄罗斯旅游,正好我在莫斯科,我陪王枚一起在俄罗斯玩了近半个月,正好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叶卡捷琳娜刚刚来到莫斯科,正与古尼垭和安娜闹得不过开交。
王枚奇怪我怎么将安娜和古尼垭这样两个性格刚毅的女孩子拢到一起,我笑著告诉王枚我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叶卡捷琳娜气淋淋地发表了一句精辟的论述:“俄罗斯女人对自己所爱的男人是最盲目的。”
我和王枚都不以为然,但我想,我和安娜、古尼垭的关系至少不完全上是商业上的需要和普通的友情,彼此应该多少有些爱情的成分,至少越往后越是如此。(参考背景:《休闲时光之欧洲》我从来不参与古尼垭生意上的事情,她也几乎不怎么说自己的生意,但我们彼此似乎都明白对方的下一步做甚么。好在俄罗斯业务由法国公司的安格尔直接管理,安格尔经常欧洲来回跑,使我有时间闲暇时更多的与安娜了解些俄罗斯的其他事情。
偶尔我与古尼垭探讨生意上的事,往往是古尼垭首先开头提出某件事,然后我发表些泛泛的意见,如果说久了,安娜就会在旁边埋怨我们说太久了。
往往是不了了之结束。
那时三人几乎无一例外的经常呆在一起成为了正常生活,但渐渐的每次只与一个人做爱,另外一人只是在一旁凑凑热闹而已,或许安娜和古尼垭也明白,她们要是热情上来,就一个人我已经努力应付了,互相克制吧。
总体上彼此性生活还算和谐。
直到叶卡捷琳娜的出现打破了平衡。
我外公家族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但最后有三个分支,一支转移到西欧我外公的祖父是主要发扬者,只不过后来我外公的父亲将主要目标移到亚洲主要是东南亚而已,另一支转移到北欧,剩下一支一直在俄罗斯。
1917年后,因政局变化,留在俄罗斯的那一支被迁移到西伯利亚,经过不断冲击,加上与西伯利亚极地的尤卡吉尔人融合,七零八落,已经撒布在许多地方。
过去家族的人不敢与在俄罗斯的亲人多交往,更主要的也可能是前辈的许多恩怨使彼此间没有太多来往,自政府开始“公开性”以后,俄罗斯方面一些亲属开始与在外国的亲人联系。
我最初到俄罗斯投资时,忌讳谈这个,也刻意避免与他们接触,恐怕俄罗斯的许多亲人也没有资讯了解到我的情况。
记得最早开始接触俄罗斯那些亲戚,是古尼垭刚刚离开过去的许多男人开始重新转向我时,我回澳洲,母亲认真与我谈了许久,包括许多前辈们的事情。
我明白母亲的意思,还是希望我找机会联络联络那些亲人,至少消除过去的隔膜,毕竟血浓于水。
但我因为正处理古尼垭和安娜的关系,焦头烂额,顾不了许多,也就是私下委托加特林先生帮我打听些情况而已。
毕竟加特林从根本上讲也算是俄罗斯那一分支的很重要的后裔,只不过他的祖先事先转移到东欧发展而已。
我不想太多讲述这些可能对大家觉得枯燥的东西。
加特林告诉我,瓦西里先生想见见我。
我询问了彼此的关系。
瓦西里算是比较近的关系,严格说应该算是我的祖父辈的关系。
我原以为瓦西里先生是个年纪较大的老人,第一次在莫斯科加特林安排我们见面,经过交谈才知道他才五十多岁。
瓦西里蓄著胡须,看上去脸膛棱角分明,显得非常坚毅和爽快。
毕竟从辈份上讲算我长辈,因此我也尊敬有加。
安娜见过瓦西里。
她也算比较有礼貌,瓦西里看上去虽然严厉冷峻,但实际上非常幽默,但因为我们彼此语言不是太通,所以没法进行更多的交流。
看来加特林也没有介绍我太多的情况,但瓦西里看看安娜的做派,知道我至少算是有钱人。
瓦西里家住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埃文基自治区。
那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少数民族聚居区。
属于很落后的地区。
我让艾玛为瓦西里买了许多礼物,又给了他一笔钱,算是认识了。